我与孙成刚先生相会于泰山麓下、岱庙宾舍，来自各方的专家学者聚而研讨有关如何建构泰山画派的话题。作为泰安市美协主席的孙成刚先生自然成了值得关注的焦点人物之一。通过研讨，一些学者认为，泰山画派的提出似乎条件还不成熟，因为这一地区还尚未形成具有鲜明风格类型特质以及相关的水平齐整的画家群体。但是学者都一致认为，包括泰山在内的齐鲁大地乃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发源地，从而具有极为深厚的传统底蕴，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一种醇朴、庄肃、宽博的文化品格和气质。这一切都为这一地区的艺术创造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在我看来，如果要建构泰山画派，并不完全在于画家是否描绘了泰山这一具体的题材形象，而在于他的画风中是否能够真正凝含着一种类似泰山一样的文化品格，一种俯览众山、宽博恢阔的审美气质，这种品格和气质乃是以儒家为其精神底蕴的。

　　泰安有不少出色的画家，孙成刚乃是其中的拔萃者。在这些画家中，孙成刚并不以山水见长，而是以花鸟为能，然而与其他画家相比，孙成刚的花鸟似乎比较接近上述所说的醇朴、宽博的文化品格和气质。这倒并不是说他是在有意寻求和把握这一点，而是讲这一地区的传统文化自然孵化使之不期然而然地与其相合，并在他的笔墨情采中毫无矫饰地流露出来。

　　从画法渊源上看，孙成刚的花鸟可谓转益多师，但齐白石、潘天寿和李苦禅显然是他最为倾心的三位先师。不妨说，孙成刚的花鸟力求将这三位先师的画风在他的作品中重新组合起来，并发挥不同的建构作用。从表面看，李苦禅的花鸟因素在他的作品中打上了最为鲜明的印记，其山石的形态和点苔、鹰、鹭、八哥等禽鸟形象的描绘都与李苦禅息息相关。孙成刚在师法李苦禅画风时很好地抓住了其“拙”的审美特点，其花鸟造型的奇拙，笔墨的迟拙，都在孙成刚花鸟的语言表现中得到了自觉的保留。但我们看到，孙成刚的不少作品显然还袭带了潘天寿的画风痕迹，其翘楚的荷瓣，挺峻的荷茎和荷叶的铺蔓以及一些构图的取势都与潘天寿不无关联。但与李苦禅的影响相比，他对潘天寿的吸纳似乎不是流溢于表的。不妨说，孙成刚很好地鉴取了潘氏画风中的“刚峻”的审美因素，并使之内化于骨，从而为自己的花鸟形态构筑了一个坚实而刚健的体骼。正是这样，所以孙成刚的花鸟决无促狭窄小柔靡之感，而往往是现出一派刚而大、拙而健的艺术格局和气象。进而我们还看到，孙成刚在效法齐白石（包括吴昌硕）的画风上更是诚心诚意并深谙其旨。其瓜果蔬野的笔墨情趣与齐、吴的样式乃是气脉相通、心心相印，并很好地突显了齐、吴画风“朴厚”的审美特质。我认为，正是这种“朴厚”的特质才与孙成刚的个性相符，或者说，才与由齐鲁大地培育而成的宽博醇朴的文化品格相合。而且细究起来，齐白石与吴昌硕两人的影响对孙成刚而言还是有差别的。孙成刚更多地吸纳了齐氏画风温润的性格，进而又将吴氏那种霸悍的气息转化和消融为一种绵劲的笔调，他那“厚朴”的风格特质正是在齐、吴二人基础上化合而成的。

　　虽然综合诸家画法，但我们看到，孙成刚对这些画法的接受、调和和融化没有丝毫勉为其难之感，仿佛自然嫁接在他的艺术天性之上，并且仿佛自然成为他艺术天性的一种延伸，进而又提升为他性灵情趣的自由吐露。我相信每一个与孙成刚先生相识不久的人，都会由然感受到他那平易、沉稳、宽厚的性格内涵，继而复观其画，你会由然深信其人与其画的内在一致和贯通。这都表明，这些先师的画法非但未能成为他独立创造的障碍，而恰恰成为他率性抒写的很高的平台。

　　我认为，传统花鸟大写意手法在徐渭和八大的手中达到了极高的水准，继而又在吴昌硕、齐白石和潘天寿那里臻于高峰，成为后人难以企及的审美标杆。当今画坛一些人往往为了追求自己的风格而独辟蹊径。然而奇则奇矣，但大写意的风骨却不复继存。有的人堕入琐细繁丽，有的人流于奔纵痞肆，还有的人在油滑的路上越走越远，这决不是风格创造的正途。所以以吴、齐、潘为基点进一步加以拓展，实际上成了一个必要而又极为艰难的艺术课题。孙成刚正是努力攻克这一课题的画家之一。从目前状况来看，他并没有急于表露自己的个性，也没有为了独创而进行人为的风格编造，他为日后的大器晚成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和悬想。我想他一定知晓齐白石所说的“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道理，他也一定知晓调和诸家决非是自己的最高目标，他更知晓在当今画坛上自己的优势所在以及如何在未来的艺术历程中将这种优势充分展现出来。

　　古人曾说：“进技于道”，然“技”如何进升为“道”却不曾详言。实际上，“技”的高度熟练并不能自动提升为“道”。“道”是无法从“技”的系统中生成出来的。如此来说，“技”的提升不能着眼于“手”艺的培训，而应放在“心”的涵养上。“心”乃是由“技”升道的关键环节。“技”的手艺正是通过“心”的涵养才会真正脱胎换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如此重视一个区域文化传统的无形作用，它对“心”的涵养——具体来说，就是思想格调的修炼，生活气质的塑造，审美趣味的孵化，可谓是天然氧吧。一旦这种涵养水到渠成，心手就会内在贯通，“道”的境界自然敞开。从这个意义上看，我觉得孙成刚生于斯、长于斯、成于斯的泰安大地真正令人心羡。这一具有深厚儒家传统之地不仅为他的花鸟创作奠定了得天独厚的思想底蕴，而且也为他消融诸家、风格创造进而进“技”于“道”提供了审美契机。因而我深信，正值壮年的孙成刚，花鸟画的成就已然卓立，而他沿着吴、齐、潘的路数进行开拓的、未来的艺术业绩更是令人翘首以待。

（樊波，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